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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字中夹杂的汉字的意义与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相关吗？我们来看下面这组词：非常口、激安、老婆、放题、人参、注文。而在日文中，这些词的含义则如下：
“非常口”是紧急出口的意思；
“激安”是非常便宜的意思；
“老婆”是老年女性的意思；
“放題”是自由不受限制的意思；
“人参”是胡萝卜的意思；
“注文”是预定、点菜的意思。
从推古朝（公元6世纪到7世纪）开始，日本正式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接受儒释道等思想，汉字正是其媒介。中国文字传入日本之前的许多年，当地人已经生活了很久并有自己的语言，只是没有文字。中文传去以后，他们用汉字的发音来标他们说的话，他们对于汉字的理解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来的。
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用汉籍翻译西欧语言，创造出“经济”“劳动”“取缔”“场合”这些词语，如今在汉语中广泛使用。汉字被用于记录日语，在日本人的手中，逐渐发展出不同于中文汉字的特点。有些汉字按照古汉语发音，有些按照日语发音；有些字写法与汉语相同，意义却不同；日本人为了方便书写、表义，甚至创造出新的汉字，称为“国字”。
日本汉字的源头虽然在中国，但汉字漂洋过海千年后，从模仿到取舍再到创造，本土与舶来之间互相碰撞，不断拓展着文字的体系。
最近，日本学者笹原宏之的作品《日本的汉字》出中文版，作者谈道，在日本，汉字的形态丰富多样，有广为流传的错字，有无人看懂的“幽灵文字”，有特定阶层使用的语相文字，也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个人造字，还有广告招牌上的艺术字……日本汉字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以具体而微的案例进入，探讨日本文字中的“汉字问题”。
5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孙建军在京举办讲座，讲解汉字在日本的发展历程，探寻中日文化的异同。
活动现场
从汉字看日本
文字是窥探不同文化体系的线索。基督教文化圈用罗马字、希腊正教用希腊文字、俄罗斯正教地区用西里尔文字、犹太教文化圈用希伯来文字、伊斯兰教文化圈用阿拉伯文字、儒家文化圈用汉字，可见世俗世界多有套用“圣典”文字的意识。
自战国时代起，汉字逐渐传播到境外。有调查显示直到今天，越南语约90%的词汇、韩语约70%的词汇来自汉语。在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甚至汉字20世纪在中国的遭遇也是一波三折。而日本仍在本民族文字体系中保留着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东亚汉字圈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共享着汉字书写系统。而现在仍在国家层面上使用汉字的，只剩下中国和日本。
“从4世纪汉字传入日本到今天，汉字在日本列岛使用了多年。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汉字在日本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生长出许多新的内容，它已经就是日本人自己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实际上不仅是日本汉字，整个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都是如此。”刘晓峰说。
经过千百年的吸收、发展，汉字早已在日本生根发芽，并且成为了日文文化的一部分。笹原宏之注意到：汉字在日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俗字。他认为，这些变化显示了汉字富有演进可能性，展示了汉字内在的多样化品质。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汉字展示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笹原宏之被称为“汉字博士”，他经常以汉字为话题演讲、座谈、活跃于媒体，撰写了《汉字的现在》《汉字中的“日本心”》《日本人与汉字》《汉字与社会》等多部著作。
根据笹原宏之的自述，他从小就痴迷于字源，上学时攒着零花钱买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汉和辞典《大汉和辞典》。他对日本汉字的实际使用方法、汉字变化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尤其感兴趣，经过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辑录出版了《假借字·假借读音：汉字表现辞典》。
在汉字研究上的建树，让笹原宏之获得了“日本国字研究第一人”的称号，参与日本常用汉字表、人名用汉字、日本国语辞典、日本国语教科书等的制定工作。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的汉字》是笹原宏之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日本人的名字
现场大家也谈到日本人的名字的问题。刘晓峰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要按欧美的国家体制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的国民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姓，有自己的名。当时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姓，只有一个名字，比如叫十三郎，那得有个姓怎么办？正好他家有棵松树，那就叫松下。”
孙建军说：“从前日本人没有姓，只有名字，后来慢慢有了姓，因为他们有了户籍制度，但是后面的名字从前是什么太郎或者花子比较多，男的叫太郎、二郎、三郎、四郎，顶多前面加几个他们认为比较好的字，龟、鹤，还有松等等表达长寿的字眼。21世纪以后，有一些字他们觉得非常好，比如飞翔的翔，还有太，或者大。有的父母亲可能在起名字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著名棒球选手的名字里有翔字，就决定用这个字。女生就找声音好听的，比如sakura，是樱花的意思。”
现场学者们也谈道，名字跟时代的关系确实很强。每一个时代都有流行的字，比如流行“文”的时候正好是大正时代，讲究民主；到了昭和时代，前期军国主义盛行，就流行纪律的“纪”字，后期战争结束了，就强调“和”。从每一个汉字里的意思，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时代的影子。
出国的汉字能否归来？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日本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不是从中国内部，而是在整个汉语文化圈里关照汉字。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发展和相互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也是颇具启发性的一课。
笹原宏之强调要从正面看汉字的演变，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们固然要从字源、熟语和故事成语中学习古代中国，但绝不应受其束缚，被其捆绑。”而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为汉字故乡的中国，该如何认识和接受这些变化？
孙建军研究的是幕末到明治初期这段时间的语言变化。“特别是集中在吸收西方文明之后产生的新的汉语词汇当时在日语中是怎么形成的，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同时，在它们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元素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孙建军说。
日本的汉字有很多反哺故国的现象，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腺”。这个字从发音来看，很像是诞生于中国的汉字，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造的字。18世纪后期，日本人通过荷兰人接触到了西洋知识，年日本“兰学”医者杉田玄白最初将“klier”翻译成“機里爾”。但这种译法很不方便，比如扁桃腺被翻译成“巴旦核機里爾”。后来杉田玄白的弟子榛斋造出“腺”字，这个“腺”字又和西洋医学一起传入中国，如今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字。
目前，日本是除中国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但日语中数量不多的日本汉字，却一直被拒之于中国汉字体系之外。例如，日本前首相小渕惠三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一直被写作“小渊惠三”，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名字，经常被误写为“界屋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