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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颐先生平生勤奋治学，于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古玺印之形制与文字、战国西汉竹简、古代石刻、敦煌经卷、西夏文物等，皆有深入论述，先后撰写论文一百二十三种。
在当代印学史上，罗福颐的功绩首先在印学研究，其后才是他的篆刻。他的篆刻专事秦汉印的规摹。据说学印之初，取古谱中春秋以至魏晋有代表性印作数十方精心钩摹，因此获得治印门径及篆刻矩度。罗振玉对幼子的治印非常赏识，特意于一九二一年选其佳者一百三十方用《待时轩仿古印草》之名影印行世，当时罗福颐只有十七岁。
王国维为这部印谱作序云：“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骄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对少年罗福颐治印业绩称许备至。年少而获学术界名儒的奖掖，更使罗福颐信心倍增，益坚所诣，从此爱好垂老不懈。罗福颐的篆刻以拟汉铸白文印为多，浑厚端严，酷似汉制；刻古玺则多作朱文小玺，秀挺自然，得其意趣。圆朱文不常作，偶有所为亦典雅可观。罗振玉对罗福颐期待甚高，寄以厚望“其平日摹仿古玺印数十，不失典型……慎毋与时贤竞逐，以期诡遇，一艺之微，亦当端其趋向，汝曹其勉之。”
罗福颐的治印就以“印宗秦汉”为指针，忠实笃行，一生不移，成为当代仅见的，以还原历史风尚的心态，直接秦汉的印人。他依据对大量古印的接触观察，对篆刻刀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余幼学治印，读前人谈篆刻诸书，审其号召，皆以宗法秦汉为主，次之则喜谈刀法。窃以为秦汉铜印多出铸造，何有乎刀法之说？当时殊不得其解。稍长读家藏古铜印谱，见其印文皆严肃整齐，仅汉晋官印中间有将军印及赐属国君长诸印，其文字放逸，皆出锲刻，是即前人所谓急就章。以其不出铸造，故又称为凿印。此外则战国白文玺，以及秦或西汉私印，亦有出契刻者，其文与当时书法同。更读明清印人诸谱，见其刻款精雅，为汉魏所无。审其印文虽称仿汉，而书体放纵无谨严者，于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汉晋凿印，仿古铸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其宜矣。窃以汉晋急就，乃出于军中便宜封拜，是非汉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吴让之、赵悲庵、吴缶庐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突过前贤，而所作白文印，方之汉魏，不免逊色者，皆由刀法之说有以贻误。”从还原的角度上来说，罗氏持论不错，反观罗福颐的治印，他所取法的对像也是历史上那些未经风化残泐的秦汉铸印，视此为篆刻正宗，刻印既反对破损笔划亦主张不露刀痕，其实践与他本人重“篆”而薄“刀”的篆刻立场遥遥相接应。此外，他治印的正宗观念还反映在对边款的态度上。明清以来印人盛行在印面以外另刻边款文字，作为印面创作的扩展，罗氏恪守秦汉，只刻印面不及边款，自嘲为“半个印人”，实际上却是他自标高古的表现。依秦汉人为印习俗，罗氏对明清印人热衷的边款的冷视，实是他对“印宗秦汉”理解后从精神到形式层面的贯彻，正符合王国维对他的评价：“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
罗福颐先生晚年深居故宫，以著述研究为乐，印选所收他为故宫工作人员的刻印甚多，大都为仿秦汉印式，精密稳厚，一派秦汉风范，虽无突破，其学术上的意义远远胜于艺术上的贡献，可视作当代少有的还原派复古印人。图为罗福颐晚期的仿汉作品：“浩气长存”“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篆印遵循“书同文”，穿插安排，笔势自然连贯，气韵绵密，通常以细腻刻法为之，绝去锋锐，自具浑厚端严之相。
他在印学方面的论述有《古玺文编》、《印章概述》、《古玺印概论》、《印史新证举隅》、《印谱考》、《近百年来古玺印在学术上之进展》、《刻印私议》等。所辑谱录有《战国汉魏玉印集》《古玺汇编》《战国汉魏古印式》《古画印集》《隋唐宋官印集》等。此外，早年所集《古玺文字征》，后增订为《古玺文编》连同《汉印文字征》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后经过数次再版，对印林的影响尤为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