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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感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语言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语言表达技巧和说话方式之类，而是纯粹指语言本身。
因为对某个、某群人的爱恨而使我们相应对某个地方或某种语言也产生了特别的情感，同时也对之有了特别的态度，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总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对于我们的母语，那是与故乡永远不会切断的纽带。
都德在《最后一课》里说，“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而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无论外语多么出色，都会选择在领奖演说中使用自己的母语，这也是一种态度。
我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在上海长大。上海人都有个情结，就是坚信上海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无论哪方面。可惜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留在了北京，那个年代必须服从分配，于是他在北京工作、成家，呆了几十年。可是每次遇到上海人，他就会俩眼放光跟人家说半天上海话，说完回来半天都是笑嘻嘻的。
后来我发现这是上海人的通病。
我工作以后，如果办公室里遇到有两个上海人，他们必定会旁若无人地用上海话聊半天，聊痛快之后再用通用语言简述给其他人。其他人会明显感到自己是外人，他们俩才是同伙。据说这样做是不符合社交礼仪的，但是上海人不会有这种意识，他们觉得上海话发音好听又能彰显身份，必须有机会就说。上海人对故乡，是真爱。
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会愿意了解他的世界，扎克伯格为了讨陈姑娘的欢心，特地学会了中文。而对我们身边常见的跨国恋情，要想判断谁在这场情感中处于上风，很简单，看他们彼此更多用哪种语言即可。
早年我在D记有个合伙人，是出名的大Sales，他就深谙语言之道，英文日文粤语上海话都是张嘴就来，所以朋友遍天下，什么活动的票他都能搞来，什么人物他都能说得上话，因为他知道，会跟人家说同样的语言，才有可能走进对方的内心。
我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摩门教上级同事，名叫Paul。那时刚过千禧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不算太久，来华老外多半是带着一种深深的优越感来赚钱的，他们往往不太认真学中文，安心享受着公司给安排的高额补贴，对其他的亚裔同事颐指气使。那时外企办公室的鄙视链是：欧美人-港台/东南亚-大陆人。Paul是一名高大的美国白种帅哥，但是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比港台同事讲的还要好。他是经理，可是他比那些高级审计师还要谦卑。他作为新员工培训的讲师，非常认真地备课，当身材娇小的女同事提问时，他自动半跪在地板上倾听以便她们能坐着发言。那些外来员工多半是已经考取了当地的CPA资格，所以不会再在中国考，因为CICPA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出名的难考，可是Paul坚持参加中国的考试，因为他希望更好了解中国的法规和会计准则。有一次司机师傅帮他取了新买的书籍，竟然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文件，司机直翘大拇指道：“党员都未必有你这么勤奋好学呢！你，靠谱！”Paul笑答：“我需要跟国企客户有共同语言，了解他们的想法。”为了在中国市场做出出色的工作成绩，Paul是相当努力在融入中国，他跟每个中国同事和客户都很要好，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钦佩。对语言的态度也能体现一个人的敬业精神。
我曾认识一位来自美国的美女Linda，真的是美女，金发碧眼，但从不化妆，打扮非常朴素，她是单身，在越南收养了一个华裔男孩，那男孩有一种先天疾病，四肢是畸形，眼睛半瞎，长相怪异，无法步行，十岁的孩子还不太会说话，坐在婴儿车里。这病无法治愈，而且通常活不过二十岁，Linda却在婴儿时就收养了他，为了他而学会中文和越南语，还带他回国寻根，因为怕丈夫不能接受这个孩子，Linda选择一直单身。明知她的母爱不可能得到任何实在的回报（比如中国人要求的“孝顺”），她还是选择这样做。
我们在一起吃烤鸭，Linda自己几乎没怎么吃，一直在喂那个不能自理的孩子，那孩子满嘴流着口水，依然幸福自信地微笑，叫她妈妈。而Linda也就真像个幸福的母亲一样，快乐地照顾着那个孩子，说：“啊，你喜欢烤鸭这个味道是不是？太好了！”因为爱一个人而愿意为他付出的，何止是学一门语言而已？
那年，办公室里新来一个日本海归男小Q，也许是因为刚回国，他的举止和说话方式都充满了日本气质，见人总是鞠躬。毕竟这是一家美国企业，讲英文的人会更多一些，多数人习惯于早上见面说个morning或者hi.有一天小Q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觉得我对他不够礼貌，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跟我说早安的时候只说hi,后边没有说你好。”我说：“Hi就是你好的意思啊！”他说：“我看见电视里的人都是说hi之后要再加上你好两字，这才是个完整的问候。”我心说您的英语都是从TVB学来的那我有神马办法？
小Q没事儿就爱跟大家普及日本知识和日语，蒙他教诲，很快我们这些同事都知道了自己中文名字的日本发音。小Q对日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全身心地崇拜，他老家在山东农村，到了日本才领会了现代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于是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彻底日化。虽然在日本只有六年多，但他的行为和思想已经非常接近日本人了。一天不说日语，他会觉得怅然若失，走在大街上，他会主动跟日本人打招呼，哪怕对方并不热情，他还是很兴奋，好像他乡遇故知。我们领导常常看着他叹气，说：“好好儿一中国小伙子，怎么彻底变成小日本儿了呢？”
接下来要讲的是更老的例子。
我的姥爷是沈阳人，小时候一直是他照顾我。他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可是给我做语文启蒙已经足够了。姥爷有每天读报的习惯，我就跟着看小人书，不认识的字就问他，其实姥爷不认识的字也不少，还经常读错别字，不过，在不会查字典的年代，他是我最好的翻译和老师。有一天我看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上边介绍一部老电影，彩页上写了个日本字。我指给姥爷看，本意只是让他瞧瞧日本字，谁知姥爷脱口翻译道：“樱，是樱花的樱字。”之后还用日语念了一下。
哇！姥爷还认识日本字！
我赶紧把这个新闻告诉母亲，母亲笑道：“你姥爷早年是在奉天的日本工厂里做工的，日语说得好着呐。”
“可是姥爷从来不说日语啊！”
“没有必要说啊！再说那时日本人是欺负中国人的，你姥爷恨日本人。”
姥爷恨日本人，确实是很明显的，他每次提到日本，从来都是蔑称“小日本儿”。每次看到报纸说道中日友好的新闻，总是恨恨地说：“小日本儿哪能对咱们有真心？我跟你说吧！小日本儿，没一个好人！”
从那次翻译了“樱”之后，直到姥爷九十三岁去世，我再没听过他说一句日语。我从未听他具体说过日占时期铁蹄下的屈辱，但是从此一事，我可以想象。
有时候，你不说这种语言，其实是因为你心底藏了千言万语。
大凡我们有了某种才能，很少有人会压抑住不示才于人前，恃才傲物卖弄才能的就更多了。肯隐藏自己的才能并放弃这才能给自己带来的可能的好处，就更不多见。
我爱人的祖奶奶年轻时在无锡一个大地主家做丫鬟，她聪明俊俏，干活麻利，尤其是善于给夫人梳头，清朝的阔太太发髻繁琐，每天梳头是件大事，祖奶奶成了夫人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才。那家的老爷被朝廷派去做驻日公使，家属随行。夫人要求祖奶奶必须跟着去，没有她给梳头，夫人觉得日子没法儿过。这一去就是好几年，祖奶奶在日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成为夫人在日本的得力助手。夫人越发喜欢她。后来回老家后，还赏赐她丰厚的嫁妆。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小丫鬟已经成了儿女满堂的老太太。可是中日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华东，也占领了无锡。民族存亡之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选择，有的直接投靠日本人，有的加入新四军。一天，邻居大娘哭诉说她的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了，说他是抗日的。祖奶奶便赶忙跟着跑去镇上。
见到了抓走那孩子的日本人，祖奶奶开口说起了日语，大意是说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就是个普通孩子，他不是抗日的，请你们放了他。
因为很久不说，祖奶奶讲得比较慢，但是发音很标准，那个日本军官听见这一口地道的东京音，大喜过望，同样的话，用外语说出来跟用母语说出来，效果可能有天壤之别。日本人很快就放了邻居的儿子。他很有礼貌地请祖奶奶坐下喝茶，并且认为祖奶奶是个有见识的老太太，希望她能支持皇军在这里的工作，像她这样懂日语的本地人很难得，他们愿意重金聘请祖奶奶做翻译。
祖奶奶微笑着拒绝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没法出来工作。”无论那日本军官如何诱之以利、动之以情，祖奶奶都是拒绝，军官也没有武力胁迫——跟一个老太太较真儿玩命似乎也没有必要。祖奶奶就这样全身而退。后来那个邻居的儿子果然加入了抗日队伍，此乃后话。
而从此之后，那位祖奶奶，就像我的姥爷一样，终其一生，都没有再讲过日语。
